 图：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 ■自2004年起社会上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激烈争论，被认为是继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到1992年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争论”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争论关键性的认知差异在于，一方认为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所致，因此必须全面后转；而另一方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不配套所致，因此必须加速推进改革，方向不能动摇 3月14日上午，“两会”新闻发布会现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开场白中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他谈到20个字，“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 一周前的3月6日，一篇新华社消息贴到了各大网站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明确表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字字铿锵有力，各媒体纷纷转载。 中央最高层两次高调谈论改革，在很多人看来，针对的是自2004年起社会上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由国企产权改革发端，从经济学界迅速扩展到整个学界，并通过网络等媒介，上升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一场关于改革开放何处去的大讨论。 舆论普遍认为，这次大讨论是继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到1992年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争论”。 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争论全面走向公开，化为全社会的一次反思，并引起海外对中国改革方向和力度的争论和解读。 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次有益的争论，当真理和误解都暴露在阳光下时，社会发展的前路逐渐清晰。 “郎旋风”不期而至 2004年8月，香港教授郎咸平就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炮轰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拉开了这次改革争论的大幕。 出生台北、留学美国的郎咸平，风格与内地学者迥然不同，他放言无忌，如“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并对内地主流经济学家进行了高调批评。 郎咸平的刺激性言论拨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引起他们对10年来国企改革、腐败和贫富分化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强烈共鸣。一时间，长期在聚光灯下、力主国企产权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被公众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 也许是准备不足，也许是不屑于和郎咸平争论，支持国企产权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没有回应，被媒体批为“集体失语”。 而长期与“主流经济学家”论战的另一些经济学家(他们自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以示区别)群体，反应迅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媒体的穿针引线下，于8月28日举行一场座谈会，公开回应并支持郎咸平。 “这次郎顾论战，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机会。”“非主流”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说。 当天到位的“反方”代表除张文魁外，其他人均未到会。“反方”国资委宏观部部长赵晓不参加会议，但写了发言稿，批评郎咸平不了解中国情况，“好像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 北京“非主流学者”的“激将”非常有效。8月28日当晚，“主流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深圳出席一次座谈会时，针对郎咸平观点作出系统回应，称“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争论在9月继续升级，双方人马不断加入。9月13日，非主流学者眼中的“主流派”———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和林毅夫分别接受媒体专访，反驳郎咸平的观点。而左大培、丁冰、程恩富等10名“非主流派”教授则联合发表“产权改革风向不能错”的声明，公开声援郎咸平。 被认为“替穷人说话”的郎咸平，得到了网络舆论几乎一致的声援。新浪、搜狐等网站的民意调查表明，支持郎咸平的网民约占90％，而支持张维迎的仅有5％左右。 9月底，国资委首次明确表态，称“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与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相符合”。 进入10月份，拉锯战继续进行。但网络舆论一边倒的态势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深感忧虑，认为应继续推进改革。随后，中央工作会议将2005年定位为“改革年”，指出着力推进改革，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郎顾之争尘埃落定之后 “非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和“主流经济学家”分道扬镳？ 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经济学者开始分化。杨帆说，我们在80年代大多数都一起搞改革开放，后来被他们一步步封杀。 左大培很早就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给学员们上课，但“他们举行的改革论坛，几乎从来没有请我参加过”。他有时候也应邀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但很少有机会发言。通常会议主办者都会告诉他们：“我们这里有学术规范，不能随便发言。” 此次改革争论发生后，有经济学家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称：中国经济学界面临1992年来的最大分歧。 2004年11月20日，老专家喻权域见到郎咸平。喻权域对他说：“大量国企被贱价出卖、转让给私人这件事，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你郎教授从国外回来，不熟悉国内地形，练腿脚时偶然踢开了盖子，使讨论公开化、扩大化，形成了一场‘旋风’。只可惜这场旋风来得太晚了。” “我匆匆讲完这些话，郎咸平教授就告别而去，至今没有机会和他再见面。”喻权域后来回忆。 2005年上半年，“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反思改革”观点开始流传，7月份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部一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报告将反思医疗改革的浪潮推向高潮。为此，国家发改委开了一个内部的推动改革会，下决心继续推动改革。 谁也没想到，7月顾雏军被证监会和公安部联合拘捕，郎顾之争转瞬间尘埃落定。 82岁高龄的经济学家刘国光于7月15日在网上发表“和教育部社科中心青年人的谈话”，强烈批评当前西方经济学占据国内经济学主流的局面。 2005年3月24日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刘国光和吴敬琏共同获奖。刘国光说：“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光辉历史作用的。” 去年10月，高尚全发表文章《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指出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说，“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作为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主要倡导者，吴敬琏和高尚全一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005年11月25日，《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吴敬琏、高尚全、江平、许小年四人谈》在《财经》杂志刊出。 网络广泛参与，观点都摆在阳光下 互联网在改革论争中扮演了极其特别的角色。由于公众在网络上的广泛参与，这场原本局限于学界内部的改革争论直接扩展成为一场社会公众参与，对于医疗、教育、住房改革等社会问题和改革开放方向的大讨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质疑物权法草案“违宪”的公开信一方面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另一方面通过教育部社科中心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物权法暂缓出台。 而各种言论在论战中陆续登场，一位在北大旁听的学生周某向中央领导写信，坚决否定产权改革，称国有企业被一帮别有用心的披着“学者外衣”面目的特务、骗子和帮办不遗余力地丑化和扼杀。 网上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民间文革派”的出场。 网民李宪源称杨帆为“资产阶级走狗”，说他和张维迎本来就是一伙的。“秋实客”有一段时间经常到网站乌有之乡书吧去做讲座，为“四人帮”喊冤。 “非主流学者”有意识地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杨帆自去年国庆节起，提出对两股“极左”思潮进行批判。 后退还是前进，已有答案 当改革争论成为意识形态争论，对改革公平的追问便迅速转化成对整个改革开放的质疑。“真假问题”的纠缠中，有人大声疾呼，有人真诚捍卫，有人混水摸鱼，争论陷入前所未有的复杂境地。 许多人对此深感忧虑。一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改革不可动摇》出现在《财经》杂志上，上世纪90年代初第二次改革争论中以“皇甫平”系列评论声名大振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再次出马，在新年引起很大舆论反应。 2月11日，吴敬琏参加经济学家50人论坛，发表题为《反思过去25年的改革，明确21世纪前进的方向》的讲话，对改革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呼吁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他正言，现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对，有人要否定改革。 吴敬琏的反思，被认为是他“开始反省”了。 “其实，说吴敬琏没有反思是不对的。”一位了解吴敬琏的青年学者说，“吴敬琏自1988年起一直在反思市场化改革，在反思上批评者是没资格和他比的。但反思不是反省。” 2月14日，在北京的一个重要的形势分析会上，高尚全提出，要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分左派右派。他建议，“关键时刻，中央最高领导应该出来说话。” 今年2月下旬，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主办方同时请来了杨帆和张维迎。“老对手”见面握手，杨帆说，“对不起，骂你骂了几年。”张维迎同样笑脸相迎，“骂得好，骂得好。” “这场争论的内容是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张春霖对本报记者说。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认为，“改革派在争论中暴露的问题是，都没有过早地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反而背起了改革负面影响的黑锅，吞吞吐吐，失去和公众对话的大好机会。” “公众对‘市场化’和‘市场机制’概念的误读，在对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的抨击中沿续，部分造成了对改革开放的误解，在争论中被继续放大。”一位经济学家说。 在杨继绳看来，争论的实质是“利益之争”，特别是牵涉到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在里面。这与杨帆的看法一致，杨帆也认为，“这次争论的关键，是改革近30年的利益调整问题。”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争论关键性的认知差异在于，一方认为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所致，因此必须全面后转；而另一方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不配套所致，因此必须加速推进改革，方向不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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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改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
